为什么古埃及、古印度、古巴比伦文明都衰落了,只有中国依然在?

      摘编自《给青少年的中国文化课》,磨铁图书2020年7月出版,原标题为《中国文化长寿的原因》,原文有删减,不代表汉周读书观点。
      
    一直以来,大家都很热衷于讨论:中国文化为什么能成为人类古文化中唯一的幸存者。
      
    这个问题,前辈学者不太注意,因为他们常常处于国力凋敝、任人宰割的时代,很难正视中国文化的强劲生命力,而且他们也没有到全球各地进行对比性考察的条件。
      
    到了我们这一代,情况发生了变化。
      
    今天,小编分享余秋雨的一篇文章,他花费几十年时间,走遍全球重大的古文化遗址,寻找到了自己的答案。

  • 体量巨大
      
    一种文化所占据的地理体量,从最原始的意义上决定着这种文化的能量。
      
    照理,小体量也能滋生出优秀文化的雏形,但当这种雏形发育长大、伸腿展臂,小体量就会成为束缚。
      
    中国文化的体量足够庞大。与它同时存世的其他古文化,体量就小得多了。
      
    即便把美索不达米亚文化、埃及文化、印度文化、希腊文化发祥地的面积加在一起,也远远比不上中国文化的摇篮黄河流域。
      
    如果把长江流域、辽河流域、珠江流域的文化地域都算上,那就比其他古文化地域的面积总和大了几十倍。
      
    不仅如此,中国文化的辽阔地域,从地形、地貌到气候、物产,都有极多差异。
      
    永远山重水复,又永远柳暗花明。
      
    一旦踏入不同的地域,就像来到另外一个世界。
      
    相比之下,其他古文化的地域,在生态类别上都比中国单调。
      
    中国文化的先祖们对于自己生存的环境体量,颇为重视。
      
    虽然由于交通条件的限制,他们还不可能独自抵达很多地方,却一直保持着宏观的视野。
      
    两千多年前的地理学著作《禹贡》、《山海经》,已经表达了对于文化体量的认知。
      
    后来的多数中国文化人,不管置身何等狭小的所在,一开口也总是“天下兴亡”“五湖四海”“三山五岳”,可谓气吞万里。
      
    这证明,中国文化从起点上就对自己的空间幅度有充分自觉,这种空间幅度转化成了心理幅度。
      
    在中国文化的巨大体量四周,还拥有一道道“隔离带”。
      
    一边是地球上最密集、最险峻的高峰和高原,一边是难以穿越的沙漠和针叶林,一边是古代航海技术无法战胜的茫茫大海,这就保障了中国文化群体在生态底线上的整体安全,也构成了一种内向的宏伟。
      
    这种内向的宏伟,让各种互补的生态流转、冲撞、翻腾、互融。
      
    这里有了灾荒,那里却是丰年;
      
    一地有了战乱,可以多方迁徙;
      
   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,沧海桑田未有穷尽。
      
    这种生生不息的运动状态,潜藏着可观的集体能量。
      
    由地域体量转化为集体能量,其间主体当然是人。
      
    在古代,缺少可靠的人口统计,但是大家都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规模巨大的群体中。
      
    现代的研究条件,让我们可以为先辈追补一些人口数字。
      
    先秦时期,人口就有两千多万;
      
    西汉末年,六千万;
      
    唐朝,八千万;
      
    北宋,破亿;
      
    明代万历年间,达到两亿;
      
    清代道光年间,达到四亿…
      
    这中间,经常也会因战乱、灾荒和传染病而人口锐减,但总的来说,中国一直可称为“大山大川中的人山人海”。
      
    正是这庞大的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,中国文化有了“长寿”的第一可能。
  • 从未远征
      
    地域体量和人群体量所转化成的巨大能量,本来极有可能变为睥睨世界的侵略力量。但是,中国文化没有做这种选择。
      
    这首先与文明的类型有关。
      
    世界上各种文明由于地理、气候等宏观原因大体分成三大类型,即游牧文明、航海文明和农耕文明。
      
    中国虽然也拥有不小的草原和漫长的海岸线,但是核心部位却是由黄河、长江所灌溉的农耕文明,而且是“精耕细作”型的农耕文明。
      
    草原,是农耕文明“篱笆外”的空间,秦始皇还用砖石加固了那道篱笆,那就是万里长城。
      
    而大海,由于缺少像地中海、波罗的海这样的“内海”,在古代航海技术的限制下,中国文化一直与之不亲。
      
    游牧文明和航海文明都非常伟大,却都具有天然的侵略性。
      
    它们的马蹄,常常忘了起点在何处,又不知终点在哪里。
      
    它们的风帆,也许记得解缆于此岸,却不知何方是彼岸。
      
    不管是终点还是彼岸,总在远方,总是未知,也总免不了剑戟血火、占领奴役。
      
    与它们相反,农耕文明要完成从春种到秋收的一系列复杂生产程序,必须聚族而居、固守热土。
      
    这种由文明类型沉淀而成的“厚土意识”,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素质。
      
    “厚土”,当然会为了水源、田亩或更大的土地支配权而常常发生战争。
      
    但是,也因为“厚土”,他们都不会长离故地,企图攫取远方异邦。
      
    中国航海家郑和,先于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,到达世界上那么多地方,却从来没有产生过一丝一毫占取当地土地的念头,这一例证最雄辩地证明,中国文化没有外侵和远征的基因。
      
    在古代世界,不外侵,不远征,也就避免了别人的毁灭性报复。
      
    纵观当时世界别处,多少辉煌的文明就在互相征战中逐一毁灭,而且各方都害怕对方死灰复燃,因此毁灭得非常残忍,不准留下任何文化记忆。
      
    反过来说,如果哪种文明在远征中战胜了,那也只是军事上的战胜,而军事战胜总是暂时的。
      
    在古代世界史上,很多军事战胜恰恰是文化自杀。文化被绑上了战车,文化的传承者全都成了战士和将军,一批又一批地流血捐躯在异国他乡。
      
    因此,正是中国文化不外侵、不远征的基因,成了它不被毁灭的保证。
      
    当然,中国历史上也有很多内战,但那些内战打来打去都是为了争夺中国文化的主宰权,而不是为了毁灭中国文化。
      
    因此,不管在内战中谁败谁胜,对文化都不必过于担心。
  • 以统为大
      
    一个庞大文化实体的陨落,不会刹那间灰飞烟灭,而总是呈现为逐渐分裂,直至土崩瓦解。
      
    而且,恰恰是大体量,最容易分裂。如果长期分裂,大体量所产生的大能量不仅无法构成合力,还会成为互相毁损的暴力。
      
    中国历史上虽然也出现过不少分裂时期,但总会有一股强劲的力量把江山拉回统一的版图。中国文化的“长寿”,也与此有关。
      
    照理,统一有统一的理由,分裂有分裂的理由,而且都十分雄辩,很难互相说服。
      
    真正说服我的,是德国学者马克斯•韦伯。
      
    他没有来过中国,却对中国有特别深入的研究。
      
    他说,中国文化的生态基础是黄河和长江,但是,这两条大河都流经很多省份,任何一个省份如果要凭借着黄河、长江来坑害上游的省份或下游的省份,都轻而易举。
      
    因此,仅仅为了治河、管河,所有的省份都必须统一在同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。
      
    他不懂中文,但是来过中国的欧洲传教士告诉他,在中文中,统治的“治”和治水的“治”,是同一个字。
      
    这样,他也就为政治生态学找到了地理生态学上的理由。
      
    这样的文化阐释,论证了作为中国文化根基的农耕腹地,不应该长时间分裂和敌对。
      
    其实,早在《尚书》、《公羊传》、孟子、墨子、申不害那里,就一再出现过“一匡天下”、“大一统”的观念,而从秦始皇、韩非子、李斯这些政治家开始,已经订立种种规范,把统一当作一种无法改变的政治生态和文化生态。
      
    必须指出,秦王朝统治者的“一匡天下”、“大一统”,完全是为了建立独家独姓的极权帝制,其间的种种残暴、蛮横令人发指,不应该获得太多颂扬。
      
    事实上,他们也早早地断送了自己的生涯。
      
    但是,他们留下的有关“大一统”的文化遗产,哺育了此后一个个追求统一的王朝。
      
    在他们身后的两千年间,出现了大批着力于统一或分裂的人。
      
    人们经常可以看到那些强踞一方而自立为王的分裂主义者,反过来,又可以看到不少以统一为名试图推行独裁专制的政治人物,因此,我们不能简单以统一还是分裂来断其善恶。
      
    但是,如果以概率论统计,两相比较,往往是那些着力于统一的人更有远见。
      
    他们中的杰出人士,因大器而握大脉、控大局,是统裂之间的“大者”。
      
    由于他们,中国一次次由分裂走向统一;
      
    也由于他们,多数中国人在文化上养成了作为大国国民的心理适应。
      
    正是这种心理适应,指引着历史的步履,使中国和中国文化始终没有分崩离析。
  • 避开极端
      
    避开极端,其实就是中庸之道。
      
    如果对中庸做最简单的解释,中,是指中间值;
      
    庸,是指寻常态。
      
    正是这两方面,构成了普遍意义上的延续态势。
      
    中庸与时间有奇特姻缘。无数事实证明,有了中庸,就能拥有更多时间;反之,放弃中庸,则会让时间中断。
      
    中国的历史那么长,遭遇的灾祸那么多,在很多时候似乎走不过去了,就像世界上其他伟大文明终于倒地不起一样。
      
    但是,中国却一次次走通了,越过了灾祸,越过了灭亡,踉踉跄跄地存活了下来。
      
    细察每一个生死关口就能发现,正是中庸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      
    中庸为何能避祸、避亡?原因是,它避开了在关键时刻最容易出现的各种极端主义。
      
    极端主义极有魅力,口号响亮爽利,令人感动,极端主义者就像站在悬崖峭壁边上的好汉,浑身散发着英雄的光辉。
      
    因此,他们总是拥有大量的追随者、崇拜者、死忠者,劝也劝不回。但是,对于广大民众来说,口号不是路标,好汉不是向导,悬崖不是大道。接下来的路,该怎么走呢?
      
    极端主义者不仅割断时间,而且也割断空间。他们迟早连追随者的劝告、建言、修正也无法容忍,把这些伙伴当作叛逆者一一驱逐,孤苦伶仃地坚守着越来越局促的“原教旨主义”。
      
    于是,空间的局促又加剧了时间的短促,覆灭不可避免。
      
    中庸与他们一比,总是那么平淡、那么家常、那么低调,引不来任何喝彩和欢呼。中庸只在轻脚慢步地四处探问,轻声慢语地商量劝说。
      
    但是,过不久,一条小路找到了,一种谅解达成了,一番口舌删掉了,一场恶斗让过了。
      
    看起来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,只不过大家都可以活下去了,而且是平顺地活下去了。
      
    中国文化在整体上拒绝极端主义,信奉中庸。
      
    古代经典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教导,深契大地人心,结果,即便是那些很容易陷入极端主义的外来宗教,一与中国文化接触便减去了杀伐之气,增添了圆融风范。
      
    为什么在各大文明间,只有中国能够全方位地实践中庸?
      
    说到底,这还是与农耕文明相关。
      
    农耕文明靠天吃饭,服从四季循环,深知世上难有真正的极端。
      
    冬天冷到极端,春色渐开,夏天热到极端,秋风又起。
      
    这种“天人合一”的广泛体验经由《周易》提升,儒家总结,成为文化共识。
      
    世界上,其他宗教和哲学,也都有过“中道”的理论,但只有中国,让中庸在世俗生活中长久普及,成了一种谁都无法忽略的实践形态。
      
    正是这种实践形态,避免了中国文化在悬崖边坠落。
  • 科举制度
      
    各种“长寿”原因,在实际执行中,还应该落实在一个具体项目的操作上。
      
    这个具体项目,自己也要颇为“长寿”,有时间陪着中国文化走过千年长途。
      
    这个项目,就是科举制度。正是科举制度,使中国文化拉出了一条通向“长寿”的特殊缆索。原因何在?
      
    第一,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的溃灭,首先溃灭于社会乱局。
      
    因此,必须选取足够的社会管理人才。
      
    科举制度的使命,正是以文化考试的方式选拔各级社会管理人才,保全了文化的土壤。
      
    第二,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也曾建立过良好的管理系统,但是如果地域较大,各地的管理者容易自立格局、自选下属,时间一长,便会与周边产生裂隙。
      
    而科举制度全国统一,以统一的标准、统一的机构完成统一的选拔,这从文化上堵塞了分裂的可能,反过来又保护了文化。
      
    第三,世界上其他重要文化由于没有建立代代延续的选拔机制,几代之后就会难以为继。
      
    科举制度保证每隔三年提供大量管理人才,源源不断。
      
    这是中国文化保持有序延续、有效延续的重要原因。
      
    第四,源源不断的管理人才的产生,必须依靠丰沛的应试资源。
      
    科举制度对此创造了一个千年实践:
      
    在中国,不分地域、不分门庭、不分职业、不分贫富,只要是男性,都有资格参加选拔。
      
    在唐代,连外国人也能应试。
      
    这种全民动员,不仅使得备考的生源十分充沛,而且极大地强化了文化在全社会的整体生命力和号召力。
      
    第五,社会上最容易产生焦躁动荡的群体,就是青年男子。
      
    科举制度让全国这一群体的很大部分,都成了极为用功的备考人员、应试人员,而且很多人屡败屡考,终生应试。
      
    这就让社会提高了安全系数,而且安全在文化气氛中。
      
    第六,如此规模的考试,所出试题必然会在很大程度上左右整个国家的文化选择。
      
    科举考试越到后来越明确,以儒家经典为主要考试范围。
      
    这一来,全国千万青年男子,为了做官日夜诵读儒家经典,诵读到滚瓜烂熟,一年又一年,一代又一代。
      
    他们的初衷,只为个人前途,但结果是,那些儒家经典受到无数年轻生命的接力负载。
      
    这可谓,经典滋养生命,生命滋养经典。
      
    后一种滋养,更是让经典永显青春血色,举世无双。
      
    第七,这么多由诵读经典而终于为官的书生,有没有能力参加社会管理?
      
    正巧,他们为了应试而天天诵读的,不是旷世玄学,不是古奥经文,不是隐士秘籍,而是“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的大道理。
      
    拿着这些大道理去做县令、太守,大致属于“专业对口”。于是,社会治理和文化传承相得益彰。
      
    第八,科举考试并不看重天才勃发、奇思妙想,而总是安排刻板的格式,后来甚至限定了“八股”模式。
      
    这会让李白这样的稀世天才难以进入。
      
    但是,由于科举考试的目的只是选拔官员,而不是培养诗人,因此这样的安排并无大错。官员将来要做什么?
      
    在多数情况下,也就是在刻板的格式中规矩行事,有所创新也不失前后左右的基本关系。
      
    那么,科举考试就是对行政模式的预示。
      
    李白不适合从事管理职务,因此不能以他的缺席来非难科举。
      
    科举如果随兴而不刻板,那就长不了,结果也就无法辅佐中国文化走长路。
      
    第九,科举考试总体上公平严格,却也会有一些作弊的所谓“科场案”。
      
    由于这种案件直击吏治命脉,每次都采取酷刑严罚,引起社会广泛关注。
      
    民众由此明白:做官以文化入场,对此绝不能作弊。
      
    这种共识极大地提升了文化对于官场伦理的奠基性价值,这在世界其他文化系统中看不到。
      
    仅此九项,已经足以说明科举制度对中国文化的“长寿”所起到的作用。
      
    确实,我们环视全世界,没有发现还有哪一种体制,能像科举制度那样发挥如此全面、有效、长续的文化守护功能。
      
    由于近两百年的世界局势,中国文化的生命优势几乎全部被掩盖了,甚至被曲解成了劣势。
      
    这种负面处境又激发了一些人的另类偏激,极言中国文化的至高无上,甚至把其中大量腐朽、专制、低智的糟粕也名为“国粹”涂脂抹粉,结果更是极大地玷污了中国文化的基本形象。
      
    值得高兴的是,对中国文化完全熟视无睹的时代好像已经过去。
      
    即便在遥远的地方,兴趣的目光也开始向中国文化移动。
      
    世界上唯一长寿的超大文化,理应不卑不亢地等待别人的提问,再从容不迫地做一些解答。
      
    一代代解答,一代代倾听,一代代改进。
      
    过后,又要有新的解答、新的倾听、新的改进。
      
    再过几十年,由于我们和后生们的努力,中国文化一定会以一个更健康、更平静的姿态出现在世人面前,并受人喜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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