科考冷知识:晚清科考9个切片,甚是有趣!

  
  
科考取士,仍为清代选拔人才唯一途径。
  
在清末,入仕虽然也有其他途径,但因限制极严,基本上“此路不通”,通过其他途径混入官场的,也因“来路不正”而基本上升迁无望。
  
即使是那些纳赀入仕(向官府输纳金钱谷粟以换取官位)者,也“率皆科举之士”,先纳一官,然后留京应试。
  
在京城的“有识之士”看来,维持发展之道者有二,一是引见官员,一是考试举子。
  
然而,官员引见是有凭引期限的,到了期限还没搞定,就得哪里来回哪里了。
  
当然了,相较于官员引见的不靠谱,应考的举子就“辛苦”多了,考前筹备,考后候榜,其间还要应官谒师,以及落第后留京过夏等等,往往要在京城呆上几年,直到有了最终结果,其中的酸甜苦辣,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。
  
读书人之苦,由此可见一斑。
  
关键是,吃了这么多苦,不见得就有相应的回报,一旦名落孙山,之前的种种付出,全都打了水漂。
  
  
每到考试期间,各省在京城的会馆,以及各寺庙,莫不人满为患。
  
这种盛况,往往也是市肆各铺发财的机会,他们在考举之年的收益,至少是平时的三倍。
  
  
即使是已经身在官场,也无法避免考试,比如大考。
  
所谓大考,是指翰林、詹事的升级考试,每十年举行一次,一等的破格提拔,二等前列得升五品,再次一点的,也能得到厚赏。
  
沦为劣等的,则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,或者降级,或者免职,顷刻之间,仙凡立分。
  
  
每当大考之年,翰林院诸公都无法淡定,有的高兴,有的恐惧。
  
光绪初年正好是大考之年,人们都以为这一回考上一等的,非张之洞莫属。
  
然而谁也没有想到,素来文思敏捷的张之洞,竟然脑壳里像塞满了浆糊,直到夜幕降临,点上蜡烛才交卷,“竟不获上选”。
  
第二次大考,人们则最看好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,他本人也胸有成竹,没把考试放在眼里,入闱后只管找人讲段子,日暮时分才草草答完,结果也考砸了。
  
那次列为一等的有五人,其中有个叫戴文诚的。
  
戴文诚同乡陈御三编修,本拟二等第一,但有人说他为人轻薄,最后列为三等末。
  
没多久,陈御三又遭名士李纯客弹劾,被交院察看。
  
李纯客弹劾陈御三,是因为陈曾与张御史之弟同狎一妓,张御史告诉了李纯客,还说陈御三喜欢为人捉刀。
  
  
光绪十八年,翁同龢主持会试,都以为他非常赏识的张謇将拔得头筹,哪晓得状元却是寂寂无名的武进人刘可毅,翁同龢也很懊恼。
  
刘可毅,字葆真,也是世家宿学,之前是河道总督许仙屏的幕僚。
  
他最初不叫这个名字,曾梦见某科会元为“刘可某”,下一字比较模糊,他只认出右边是个“殳”字,是“毅”字的右半边,他以为是个“毅”字,便在考前临时改名为“刘可毅”。
  
可是后来,他又觉得这个字不吉利,因为“毅”字近“杀”(《左传·宣公二年》:杀敌为果,致果为毅),又有残忍、残酷的意思,当同辈戏称他为“可杀”的时候,他就更加郁闷,颇有怀刑之惧。
  
“庚子拳乱”时,“刘可杀”果然死于乱军之中。
  
  
试卷最忌不规整、凌乱、有错误,因为这样的卷子不能排在前列,进入皇帝法眼的几率将大大降低。
  
但由于时间仓促、考生紧张等因素,出现这些情况在所难免,考生只好打补子予以弥补。
  
他们用极薄的刀片,将错处轻轻刮去,再在本卷空白处刮取一块好纸,均匀地铺在错处,用水润湿,使之粘连,干得好的,能做到天衣无缝。
  
精于此道者,才能达到这样的效果,那些手生的,下手稍微重一点,就会把纸穿个洞,谓之“开天窗”,答得再好,也排不到前列。
  
有经验的阅卷官,阅卷前都要先将卷子扯开,对着阳光平视,没有补疤才开始细读。
  
原则上试卷落字无上选,但也不尽然。
  
比如同治元年状元徐颂阁,原本在军机处“已有升腾之势”,不再寄希望于馆选,答卷时落了两个字,懒得打补子,把落了的两字,随便附注于旁,“决不作问鼎计”。
  
没想到,殿试揭晓唱名那天,碰巧他值班,他也跟着其他人去吃瓜,忽然听到念到自己名字,“仓皇中冠服不备”,只好借了一套穿上。
  
  
歌功颂德者得高分,历来是科举考试的潜规则。
  
然而,甲午海战失败后,举国愤慨,群情激奋,光绪二十一年,四川考生骆成骧首用“主忧臣辱,主辱臣死”之语,“扫除向来颂扬忌讳积习”。
  
阅卷大臣传阅后,虽然一致称叹,而不敢把他的卷子排在前面,进呈皇帝时只排在第九。
  
没想到,光绪看到后,不但不认为犯忌,反而“喜其忠愤抗直”,特钦点第一,骆成骧也就成了那一届的状元。
  
  
光绪二十年,因云南、贵州二省路远,特许其“最先点放”,也就是说,本于光绪二十一年举行的乡试,云南、贵州两省比其他省份提前一年举行。
  
那一年,云南的主考官为李哲明,副考官为刘彭年,贵州的主考官为张星吉,副考官为吴庆坻,四人的名字合起来为“明年吉庆”。
  
这是巧合吗?当然不是,而是因为来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,朝廷重臣借此机会弄巧献媚。
  
利用选拔人才这么大的事拍那个老女人马屁,这些朝廷大员,不知脑袋进了多少水!
  
  
光绪末特设了一个经济特科,但戊戌变法失败后,没来得及施行就被慈禧太后废除了,后来她又宣布恢复。
  
经济特科考生不拘资格,由三品京堂(清代对某些高级官员的称呼,如都察院、通政司、詹事府、国子监及大理、太常、太仆、光禄、鸿胪等寺的长官)以及各省督抚保荐。
  
光绪二十九年,在保和殿举行了经济特科第一次,也是最后一次考试,一名叫梁士诒的考了个第一名。
  
有人却对慈禧说,梁士诒是广东人,又姓梁,弄不好是梁启超的兄弟。
  
慈禧大怒,她最恨的就是康梁师徒俩,因为戊戌变法就是这两人挑的头,梁士诒知道后,急忙逃到香港,才避免了可能的大祸。
  
其实,梁士诒虽然姓梁,却与梁启超半毛钱关系也没有。
  
国之将亡,必有妖孽。

素材源自《旧京琐记》
本文转载自:历史教师王汉周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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