外戚的官员职位,为何是高开低走?

磨勘是唐宋时期官员考绩升迁的制度。文武官员由州府、百司官长考核,分九等注入考状,期满,根据考绩决定升降,称为“磨勘”。宋初磨勘年限并无定制,“太祖循名责实,非有劳者未尝进秩,自是岁满序迁之典颇不复举行。”是由中书门下与审官院负责此事。据苗书梅先生研究,宋朝以三年为磨勘转官的年限,于咸平四年(1001)已经出现。宋仁宗朝时,范仲淹在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中称:“祖宗朝,文武百官,皆无磨勘之例,惟政能可旌者擢以不次,无所称者至老不迁。故人人自励,以求绩效。今文资三年一迁,武职五年一迁,谓之磨勘。”

文武官员的迁转已成定制

宋朝前期驸马都尉的迁转也无定制。如驸马都尉石保吉开宝五年(972)授爱州刺史,太平兴国元年(976)迁本州防御使,其间相隔 4 年,太平兴国七年(982)右迁朔州观察使,相隔 6 年,太平兴国九年(984)升迁为威塞军节度使,相隔 2 年。驸马都尉除起点为某州刺史或某州团练使外,迁转的年限并不固定。宋神宗熙宁八年(1075)驸马都尉王师约右迁后成为定制。

王师约于治平三年(1066)选尚宋英宗长女徐国公主为嘉州刺史,熙宁元年(1068)迁为成州团练使,相隔 2 年,熙宁八年(1075)升迁为汝州防御使,相隔 7 年,此时宋神宗下诏:“诏自今驸马都尉改官及七年,取旨。先是,驸马都尉初无改官法,至是始著为令。后又诏,及七年令尚书吏部磨勘,更不取旨。”驸马都尉钱景臻于熙宁八年(1075)选尚宋仁宗女许国大长公主,故于熙宁九年(1076)起封秀州团练使,至元丰六年(1083)请求磨勘。宋神宗再次下诏:“秀州团练使、驸马都尉钱景臻法该磨勘,可依王师约近例,下有司检举施行。自今驸马都尉及七年,令尚书吏部磨勘,更不取旨。”

从此处可知两点

其一,驸马都尉的磨勘年限高于文资武职。宋朝统治者以较长迁转年限来约束驸马都尉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待遇;其二,通过两次下诏中的“更不取旨”,表明宋神宗对于外戚请官的态度,杜绝外戚的“非理干请”。 宋朝统治者对于后妃族外戚磨勘的限制,主要集中于初授本官为低级武阶官,这样可以减慢其迁转速度。非宗室戚里武阶官,如无较大贡献会停留在横行官阶段。横行官是上升至刺史以上贵品的必经迁转,从横行副使迁转至正使却有着种种限制,横行正使有定额编制,宋仁宗时为 5 人,宋神宗时为 10 人。这种情况就需要排队,有阙额则依次补录,无阙额则加遥郡。后妃族外戚不受横行官的限制,成为其初授本官较低的关键原因之一。

交往的限制

对外戚的交往的限制早在唐朝就已出现。唐玄宗统治早期就曾就外戚交往问题发出告诫:“自今已后,诸王、公主、驸马、外戚家,除非至亲以外,不得出入门庭,妄说言语。所以共存至公之道,永协和平之义,克固藩翰,以保厥休。贵戚懿亲,宜书座右。”这是唐玄宗在经历与韦后、太平公主的生死争斗后进行的反思。 宋朝前期并未限制外戚与大臣之间的交往活动。直到宋仁宗天圣元年(1023)下诏:驸马都尉等自今不得与清要权势官私第往还。

如有公事,即赴中书、枢密院启白。仍令御史台常切觉察,如有违犯,纠举以闻。”宋仁宗即位时只有 13 岁,由刘太后垂帘听政,正是主少国疑之际,限制驸马都尉与大臣结交也无可厚非。此时刘太后掌控朝政,故未限制后妃之家与朝臣的交往活动。宋仁宗晚期的皇祐《一司敕》中,以敕令的方式规定驸马都尉不得与“清要之臣”交往。此后这些驸马都尉也明白自身的敏感身份较为谨慎:

由此可知以,王贻永在枢府任职期间曾数次请求罢职,想远离政治。他在担任枢密使期间清静谨慎并不多发表言论,从庞籍与贾昌朝因王贻永发怒而高兴,可看出其平时的状态。而且王贻永很注意驸马都尉与朝臣交往的禁忌,回家之后闭门谢客。 嘉祐六年(1061)宋仁宗下诏让群臣举荐将领,驸马都尉李玮称:“奉诏举官为将领,而臣家有宾客之禁,无由与士人相亲。闻柴宗庆等当时得禁近往还,辄援例而请之。”

朝廷虽同意李玮的请求

但需要把其所有接见的宾客都一一备案。宋神宗熙宁变法后期,郑侠因上《正直君子邪曲小人事业图迹》暗讽吕惠卿而被编管汀州(今福建长汀)。王克臣与郑侠关系较好,让其子驸马都尉王师约给郑侠送慰问金以表朋友之义,而王师约不同意:“师约通姻帝室,不敢与外人交,请具银百两,大人自遗之。”王师约生怕因与郑侠交往遭到台谏弹劾。

有些驸马都尉就因不遵守交友禁令而被惩罚。王诜与宗室成员交往,“诏驸马都尉王诜罚铜三十斤。坐尝因事至睦亲宅见赵世居交语,虽会降,特罚之”,处罚较轻只是罚铜而已。此后王诜因与苏轼交好被卷入“乌台诗案”。御史舒亶上奏:“驸马都尉王诜,收受轼讥讽朝政文字及遗轼钱物,并与王巩往还,漏泄禁中语。窃以轼之怨望、诋讪君父,盖虽行路犹所讳闻,而诜恬有轼言,不以上报,既乃阴通货赂,密与燕游。”请求处罚王诜。宋神宗对王诜做出追两官后勒停的处罚。台官收集王诜罪名时,重要的一条就是与外官交往。

纵观驸马都尉与后妃族外戚的本官、差遣问题,驸马都尉大概为高开低走,初授本官很高,差遣在宋仁宗朝之前较多,最高本官也呈下降趋势,反射出政治地位的下降。放到整个两宋历史中,则反映出宋初以来军功贵臣经过几代的演变后势力的消散,以及皇家选婿观念的转变。后妃族外戚却是镜像变化,初授官职较低,大多担任差遣、最高本官呈现提升趋势、生前封王愈到后期愈多,这表现出后妃族外戚政治地位的提高以及政治影响力的提升,如宋宁宗、宋理宗的册立中后妃族外戚都起到重要作用。

两宋历史中,以宋徽宗朝为界限

之前为士大夫政治,此后为权相政治。士大夫政治中,士大夫生死荣辱全系皇帝,不需要拉拢后妃族势力。权相政治中,权相需通过后妃族外戚这一中介连接后宫,保持后宫对权相的支持,保证自身权力,而正是后妃族外戚只是充当中介的作用,所以南宋后妃族大多位高而无实权。此仅为两宋后妃族外戚的大概趋势,特殊如韩侂胄、贾似道等以戚里成为权相者不论。

结束语:

宋朝统治者对驸马都尉和后妃族外戚的优待与制约,随统治基础不断扩大、统治稳定性不断加深以及时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,并和皇位继承与后妃作用相伴随。同时由于宋朝对外戚的诸多限制和防范,以致出身名门、具有较好才能的人无用武之地,造成极大的人力资源浪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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