国歌作词作曲是谁(义勇军进行曲创作的背景与时间)

“起来,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今天,当这慷慨激昂的旋律响起,每一个中国人心中都会荡漾起一种特殊的情怀。这首歌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,更是从革命年代就广泛传唱的“红色经典”。

国歌背后的故事

“抢”来的谱曲任务

1934年,中共地下党白区领导人之一瞿秋白建议,要利用电影和电影歌曲唤起民众革命和救亡的激情。1935年,田汉为上海电通影业公司写出一部名为《凤凰的再生》的文学剧本,后被改编成电影《风云儿女》。其中最后一节诗稿,后来就成为影片主题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原版歌词。

“1935年2月,田汉同志写完初稿就被国民党逮捕入狱,剧本交到了电影编剧夏衍手里。”聂耳的侄辈聂丽华介绍,“当时聂耳正准备去日本,听说《风云儿女》有首主题歌要谱曲,就主动向夏衍要求把谱曲的任务交给他。”

夏衍回忆聂耳“抢”工作的情景:一拿到《风云儿女》的剧本,聂耳就找到剧本最后那节诗稿,他念了两遍,很快地说:”作曲交给我,我干。”等不及我开口,他已经伸出手来和我握手了。”我干!交给我。”

聂丽华说:“田汉等左翼文艺工作者的被捕,让聂耳非常愤怒,也唤起了他的创作激情,所以他才会在去日本前夕,主动请求为电影主题歌谱曲。”

国歌背后的故事

几度修改的词与曲

为了使《义勇军进行曲》的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,聂耳和孙师毅商量,对歌词作了三处修改:第一处是在歌词开头将“起来”与“不愿……”完全分开,又在句末加上了休止符以作强调;第二处是将原歌词第六句“冒着敌人的飞机大炮前进”修改成“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”,并在句尾也加上了休止符;第三处是在原歌词第七句“前进!前进!前进!”后再增加了一个“进!”。

1935年4月15日,为了躲避国民党当局追捕,聂耳从上海乘船东渡日本,他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带到了日本再次修改。

1935年4月末,聂耳把歌谱定稿从东京寄回上海。5月9日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上海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录音棚内(今徐家汇公园小红楼)灌成唱片发行,唱片编号为34848b。后来,歌曲录音又转录到影片《风云儿女》的胶片上。

国歌背后的故事

传世的“绝唱”

1935年5月24日,《风云儿女》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举行首映。当日,《中华日报》电影宣传广告上写着:“再唱一次胜利凯歌!再掷一颗强烈的炮弹!”《申报》电影广告栏也写道:“这儿有雄伟的歌——是铁蹄下的反抗歌!”

《风云儿女》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。电影公映之后迅速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,令观众热血沸腾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慷慨激昂的歌声随之响彻大江南北。

在那个年代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不仅影响了中国,还成为一支国际战歌,激励着许多国家的革命者为民族解放而斗争。马来西亚一支由华侨和其他各族青年组成的抗日队伍,就把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歌词中“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改为“马来西亚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”,作为抗日游击队队歌传唱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问世两个月后,1935年7月17日,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市鹄沼海滨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,享年23岁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成为他传世的“绝唱”。

国歌背后的故事

红色经典成为国歌

在新中国成立之前,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已经被广泛传唱、深入人心。然而,从一曲红色经典,到成为代国歌,再成为正式国歌,其间还有一段曲折的历程。

1949年7月,新政协筹备会在《人民日报》等国内外报纸公开为国歌征稿,一个多月征集到歌词694首、曲谱632首,但来稿中没有一首特别令人满意。政协会议开幕在即,国歌仍无定稿。毛泽东主席亲自召集座谈会商讨国歌事宜,著名画家徐悲鸿提议以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代国歌,得到多数与会者支持。

经过充分讨论酝酿,1949年9月27日,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,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,以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代国歌。

1982年12月4日,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,确定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国歌。

2004年3月14日,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,将国歌正式写入宪法,规定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《义勇军进行曲》”。

《义勇军进行曲》曲调高昂,旋律铿锵有力,充满了爱国激情。唱着这首歌,可以使我们居安思危,不断振奋民族精神,增强民族凝聚力,为中华民族的复兴与崛起自强不息、奋勇前进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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